——观雍正的吏治原则

　　雍正，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三位皇帝。他的父亲康熙，在晚年时期，由于“太平盛世”而滋长了政宽事省的思想，这时他处理朝政的原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由此，在朝野内外的官僚队伍中，虚诈、迎合、粉饰、浮夸等种种腐败之风严重泛滥。于是，惩治腐败、整顿官场风气的重担就落在了雍正肩上。

　　纵观雍正执掌朝政的13年，可以说，他是以务实精神治天下的。雍正刚一继位，便针对腐败衰颓之风进行了坚决的惩治与清肃。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生平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一“憎”一“恶”，鲜明地表达了他对虚伪、欺诈等不良风气的批判态度。

　　“只可信一半”

　　在清代，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种陋习：各省文武官员刚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述说当地的吏治如何糟糕，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地整顿，情况已如何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对这类奏报，雍正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

　　对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分，雍正总是毫不客气地明确指出，并尖锐批评。雍正四年（1726年）七月，巡视台湾的监察御史索琳上折说，台湾地方官兵严加操练，精益求精，可保海疆万载升平。看了这一言过其实的奏报，雍正警告说：凡事最重要的是务实，不欺不隐才算良吏，“粉饰、迎合、颂赞、套文陋习，万不可法”。主管河南山东一带黄河河道的总督朱藻曾奉到雍正这样一则谕训：地方上一点小事，“何用如此夸张”，你的奏报往往是虚浮不实，“朕甚不取”，“一处不实，则事事难以为信也”。雍正以此告诫百官，虚假奏报将会失去皇上日后的信任。

　　雍正对笼统含糊的奏章也不放过。雍正十年（1732年）四月，直隶总督刘于义奏报说，所属地方三月份雨水充足。雍正览后批评他“所奏甚属含糊”，“不明不实”，指示他日后将各州县雨水情况细加分别上报，不可一笔糊涂账。同年闰五月，江西巡抚谢旻有两个折子，一个说冬雪颇足，春雨亦调；一个说麦收情况不如往年。雍正仔细看过批复道：既然雨水一直充足，麦收为何减产，二者必有一处不实，着明白回奏。

　　雍正厌恶虚套形式，对地方官员进呈“瑞谷”的行为，他多次下谕禁止。雍正十年（1732年）秋，广东新宁县产有两株一茎两穗的稻谷，海关监督毛克明专折呈报，雍正批评他：朕屡有谕旨，凡是嘉禾瑞谷，既不必进呈，也不用奏报，你为何专务此等虚而不实之事？

　　为杜绝官场上的欺瞒互骗，雍正反复提醒内外大员，凡事要躬亲办理，不可轻信属员下手。雍正三年（1725年）秋，湖北沔阳遭受水灾，巡抚法敏将分设篷厂煮粥施赈之情奏报，雍正告诫他：“此等事只要勤实办理，万不可听信属员下役之欺隐。”清代刑罚，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的，多比照旧案，由于案例灵活多变，办案人员便可随意比附，稽查档案的书吏接受请托、收受贿赂后，往往是断章取义，或避重就轻，随手高下。针对这种弊端，雍正谕令刑部衙门，一切“稿案”由司员“亲自主稿”，以免被书吏造假欺骗。

　　怒斥“附合”与“迎合”

　　康熙晚年，清政府的朝中大员官僚习气相当严重。这些人身居高位，饱食终日却无所用心，对皇帝指令商议的事件，往往一味附和，并不拿出主见，很难看到直言详议据理力争的场面。雍正继位不久就颁发谕旨，严加整饬此风。

　　雍正四年（1726年）六月的一天，雍正将在京的文武大员召至勤政殿，训谕说：现查朝臣所议定事件，大多并不合情理，究其原因，不外乎“议事理中各怀私心”。其身为王子者，以现有众臣，我等不必先说；那些刚提升的大臣，又以现有老臣，何需我等班门弄斧而闭口不言；而资历深厚的老臣，深知枪打出头鸟，自己不拿意见，最后还落得个“从公议论”尊重别人的美名。为彻底改变这种彼此观望的劣习，雍正试图建立一种分班议事制度，将议事王公大臣分为三班，凡遇应议之事，分头酌议，每人都拿出自己的意见，最后，如果所议意见相符一致，就照这一意见定稿启奏；若是意见不完全一样，由诸位大臣另行商议。“如此，不但不致互相推诿，而且亦各能出其主见”，从而使投机者失去附和的机会。

　　对臣工奏折中肉麻的称颂和不着边际的套话，雍正十分反感，每有这类折子送达御前，必遭严厉痛斥。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广东巡抚年希尧奉到雍正一道口传谕令，教导他如何治理地方，年希尧写折子奏谢说，皇上所颁谕旨不仅周详备至，而且料事如神。雍正看后批道：“写来套话，何尝有一句你心里的话。”雍正三年（1725年）八月，福建学政黄之隽写折子称颁“皇恩浩荡”，雍正训斥他：“凡百只务实行，不在文字语言。颂圣具文，朕实厌览。”雍正毫不客气地正告群臣，歌功颂德的套话空文“实听厌矣”。

　　清代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个术语，叫“名实兼收”。那么，究竟什么是“名”，什么是“实”呢？对此，雍正作了入木三分的解释：“所谓名者，官爵也；所谓实者，货财也。”他进一步指出：“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云名实兼收。”这种名实兼收的官僚，品行似乎很公道忠诚，操守看上去也很廉洁无私，实际却是善于钻营者。他们对自己应尽的有关吏治民生的职责并不上心，专以逢迎上司为能，甚至暗通贿赂，私受请托，巧吞钱财，很是神通广大。结果，既捞到了实惠，又博得了美名，实在是名利双收。相反，“朴实无华，敦尚实治”的官员，却备受压抑和排挤，由于他们实实在在地奉公守法而吃不开，到头来钱财没得到，官位也升不上去，可谓“名实”皆无。面对这种吏治败坏的状况，雍正严加整顿，针锋相对地提出新的名实观，这就是：以百姓称颂为名，以奉公尽职为实。雍正要一改官场上的腐败观念，树立新风。

　　看到雍正严惩贪污受贿的官员，有人为迎合皇上，故作“廉洁”姿态，竟连正常的俸禄工资也不要了，想以此换取美名再升高官。对此，雍正很不以为然。他指出：凡事都有个度，哪有饿着肚子办公的道理，只要不欺不隐，不在分外谋财贪利，就是好官了。雍正说：“沽名邀誉，乃居官之大患。”

　　“做实在好官”

　　实心任事，是雍正对内外百官的根本要求。他颁谕给各省封疆大臣说：朕望天下总督、巡抚大员摒弃虚文，敦尚实政。雍正二年（1724年），福建巡抚黄国材在一件奏折内表示要“实力奉行”，雍正在这四字旁批道：“全在此四字。”雍正三年（1725年），在给江苏巡抚张楷的一条朱谕中，雍正谈道：为官者要有所作为，“惟以实心行实政，重公忘私，将国事如身事办理”。对于安徽按察使祖秉圭的一件谢恩折，雍正更是直言训导，要他“做实在好官”。

　　雍正还为文武百官树立起“公忠诚勤，实心任事”的楷模。他所赏识的几位重臣，如田文镜、鄂尔泰、李卫等，都是以直言不讳、据实办事而得到特殊信任和格外擢用的。田文镜本是一个官位不高的内阁侍读学士，他引起雍正重视，是在雍正元年（1723年）祭告华山回京复命时，他在皇帝面前把山西全省闹灾荒财政亏欠的情形一一如实奏报，雍正认为，该员“直言无隐”，“若非忠国爱民之人，何能如此？”遂加以重用，调任山西布政使。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官职累迁。田文镜受宠而不迎合，凡事直言，更被雍正看中。雍正七年（1729年），朝中大臣商议，要在全国各州县的大乡村设立“讲约所”，每月初一召集农民宣讲《圣谕广训》，雍正批示“依议”，令各地推行。接到这一谕令，已任职河南山东两省总督的田文镜据实陈奏不同意见，说农事繁忙，按月宣讲，实在有所不能，而且各省乡村遍设讲约所，每年费用不下数十万，实属浪费。他建议在春仲、秋末、冬初农闲时酌情召民宣讲。田文镜以国是为重，坦抒己见，对皇帝已经批准的事敢于说“不”，雍正欣赏他的恰是这一点。在田文镜的这一奏折上，雍正挥笔批道：“此奏可嘉处不胜批谕”，欣然采纳了田文镜的建议。

　　主管云贵广西三省军政要务的总督鄂尔泰，也是以“不计一身利害，大公忘我，致身于国”而得到雍正重用的。雍正八年（1730年）正月，湖南巡抚赵弘恩与路经长沙的鄂尔泰面谈了四天，事后向雍正报告说，要效法鄂尔泰的居官为人。雍正训导说，要想学习鄂尔泰，当知道他的根本，鄂尔泰超过平常人的长处没有别的，只不过是“忠公二字”，“以种种名利是非心居官为人，而欲效法鄂尔泰万万不能”。

　　深得雍正信任的浙江总督李卫，以严猛著称，他不苟同于官场积习，勇于任事，不徇私情，不避权贵，得罪了不少大官。这些人联名向雍正告状，雍正却说：李卫“粗率狂纵，人所共知”，但他却是“刚正之人”，朕赏识李卫，就是因为他操守廉洁，实心任事。

　　从这些被赏识的重臣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雍正着力提倡务实的良苦用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主任、研究员 李国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