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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阁藏书文化与制度建设
时间:2013-09-02 文章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文章作者: 【 字体:  】 打印本页

  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这段讲话,明确了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旨归,为新形势下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固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在要求,但同时也是人类文明史积淀的成功经验,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人类历史上一切成功的管理实践,无不带有明显的制度色彩。被誉为“中国民间藏书楼之最”的天一阁,其充满传奇色彩的管理制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天一阁身世

  天一阁坐落在浙江省宁波市境内,最初是一家民间藏书楼,为明朝藏书家范钦所创建,至今已有450余年的历史。其代传历史之悠久、藏书保存之完整,被公认为中国民间藏书楼之最。

  范钦是明朝嘉靖年间人士,27岁考中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范钦长期在地方做官,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特别是搜集其他藏书家不甚重视或无力获得的各种地方志、政书、实录、历科试士录和士绅刻印的诗文集。为了藏书事业,他倾尽全力,终于在致仕后建成藏书极其丰富、制度高度规范、管理极其严格的天一阁。

  历代藏书家无不期望自己辛勤收集的文献能够久聚不散,为后人完整地继承。但中国历来奉行的财产分割继承制度,使藏书家的收藏往往不数传即散,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每一代重新分割书籍的可能,时刻在威胁着天一阁藏书的存续。所以,范钦在搜集图书和筹建天一阁的同时,也在探索解决继承方案、借书规则、管理办法、防火措施等制度性问题,以及这些制度性规范的执行问题。所幸范氏后代不管是否理解先祖的初衷和这座藏书楼的意义,都在自觉或不自觉中一代又一代地把这些制度执行了下来,在执行的过程中这些制度又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天一阁就是靠着这些世代守护的刚性制度而延续至今的。

  不能不说正是一系列严格的管理制度为天一阁创造了恒久的生命力,而与天一阁管理有关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又能否为我们的廉洁政治建设提供一些启迪呢?

  启示一:建章立制是基础

  说到天一阁的制度首先得说说其继承方式。范钦有两个儿子。80高龄的范钦弥留之际把大儿子范大冲和二儿媳(二儿子已亡故)叫到床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他把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白银资财,一份是藏书楼,让两房挑选;此外,还立下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遗训。

  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遗产分割法。他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继承藏书楼的一房完全无利可图。因为他知道,对藏书楼的继承只要有一丝虚假成分,再隔几代,虚假成分就会成倍地扩大,他难免要重蹈其他藏书家的覆辙。大儿子范大冲深解父亲所思所想,当即承诺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田地,以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此后,范氏家族一代又一代地承袭了这一奇特的继承方式,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实现了制度化。

  接下来该说说它的藏书管理制度了。书籍轻易外流是藏书之大忌。为了预防书籍流散,范钦和他们的继承者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违规处罚规则。处罚规则规定: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开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这种处罚意味着在家族血统关系上亮出了“黄牌警告”,在当时可比杖责鞭笞之类还要严重。

  启示二:制度执行没有例外

  不管规矩严格到何种地步,天一阁的继承者和直接管理人总该可以自由出入吧?不!这种例外在天一阁是不允许存在的。范氏家族还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须经得各房一致同意。阁门和书橱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只要有一房不到位,任何人都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

  天一阁的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常常让人感到过于冷漠、严峻,甚至不近人情。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钱绣芸酷爱诗书,一心想要有机会登天一阁读书,竟要知府做媒嫁给了范家。但她万万没有想到,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读书,直至郁郁而终。

  启示三:制度建设需要创新

  范钦也许预料到,在遥远的未来,天一阁的制度终究要接受一位文化大师彬彬有礼的冲撞,这是范氏后人所无法抗拒的。这个人终于来了,他就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大师黄宗羲。1673年,黄宗羲先生凭着自己的人品、气节、学问前来敲门。范氏家族各房商议后,一致同意其登楼,并允许其阅读全部藏书。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未广者编为书目,并另撰《天一阁藏书记》留世。

  天一阁原有的制度虽然被冲破,但绝不是瓦解,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制度由此而建立。在此后近200年的时间内,先后有10余位大学者获准登楼,他们都是清代顶尖的文化大师。当天一阁的大门庄严地向这些文化大师敞开的时候,其藏书的终极意义也就显露出来了。乾隆年间,当获悉朝廷要编纂《四库全书》时,天一阁毫不吝啬地呈献珍贵古籍600余种,其中有96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370余种被列入书目。天一阁的文化珍藏终于堂而皇之走进了皇家藏书楼,并流播四方,大放异彩。

  启示四:制度拒绝强悍和野蛮

  遗憾的是,尽管天一阁的管理制度严而又严,但藏书散失的事件还是无可避免地发生了。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军占领宁波,掠去志书几十种;1861年,盗贼趁太平天国之乱,盗走许多图书;1914年,帝国主义勾结上海书商雇佣大盗,盗窃天一阁珍贵书籍千余种。到1940年,所剩藏书仅有1.3万余卷,只及建阁时的五分之一。天一阁的遭遇表明,制度再完备、再规范也经不起强悍的践踏和野蛮的蹂躏。由此我想到,今天我们建设廉洁政治,在建立健全各项制度的同时,还要引入教育、监督、惩处、预防等机制,同时又必须使这些机制的管束面广而又广,既要管住“范家子孙”,又要防范“偷书蟊贼”。

  如今,天一阁已由私藏转为公藏,藏书增至近30万册,成了宁波的文化象征,每天前来游览和阅览的人络绎不绝。天一阁终究是天一阁,今天登阁读书,所面临的图书管理制度依然是严格而又苛刻。

  当我们抬头仰望这座古老的藏书楼时,我们不该忘记,是范钦,是范氏家族,是天一阁,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也给我们留下了关于制度建设的有益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