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当地媒体报道，山东省济南市出台政策明确规定：具有吸毒、嫖娼、养名贵宠物、购买电脑及高档非生活必需品等12种行为的市民，不能享受城市低保待遇。

　　养名贵宠物、购买电脑及高档非生活必需品的市民不能享受低保，这是可以理解的。对有吸毒、嫖娼行为而造成生活困难的市民不予低保，则有些不可思议。其实，这些规定并非济南市独创，海南等地此前相继出台的规定中也有同样或类似的规定，海南甚至将违反计划生育超生也排除在低保范围之外。

　　把不享受低保作为公民道德惩罚的工具，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争议，质疑声源源不断。然而，强烈的质疑之声并没有有效遏止此类政策在政府管理部门的传播和蔓延。现象表明，它可能被更多的地方主管部门纳入低保的入门标准。

　　在笔者看来，不顾事实上的生活水平，因为有吸毒、嫖娼行为而剥夺享受低保的权利，完全是一种低保工具主义的思维方式，过分抬高道德标准，将低保当作道德评价和道德惩罚的工具，违背了低保制度的目的和宗旨，与低保的性质严重不符。

　　追根溯源，是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及其决策者至今仍未真正厘清低保制度中的政府责任和公民权利，并未弄懂国家建立低保制度的真正目的和宗旨。因此，每每把低保制度当成社会管理的工具来使用。

　　在国际上，低保制度又称社会救助制度或收入维持制度，此类制度的政策目标都是“维持”受助者最起码的生活水准。显然，低保制度的建立完全是保障人权的需要。国际人权宣言和公约对此都有明确规定，如“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每一个工作的人，有权享受公正和合适的报酬，保证使他本人和家属有一个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条件，必要时并辅以其他方式的社会保障。”并进一步规定，“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和“人人享有免于饥饿的基本权利”。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各国之所以相继建立低保制度，既是为了严格履行国际义务，积极承担公民保护责任，也是为了切实满足公民生存权这一基本需要。一般来讲，生存权是公民能够像人一样生活的最低条件和标准，因此，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影响或损害公民生存权的实现。对于那些靠自己能力不能满足生存权要求的公民，政府以低保制度来保障其权利实现，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低保是公民实现生存权的必要手段，除非该公民有能力过上最低水准以上的生活，否则，政府无权剥夺其享受低保权。

　　从生存权层面看待低保制度，很容易分清低保制度中的政府责任和公民权利，也很容易辨别一些地方政府以市民吸毒、嫖娼为由，剥夺低保资格的非正当性。即使从我国建立低保制度的直接目的———保证低收入者享受发展成果，实现社会和谐来看，上述政策也难以成立。让那些有吸毒、嫖娼行为的人员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本身就是社会和谐的最大隐患，是典型的不安全因素，他们为维持生存会去偷去抢甚至去杀人。

　　事实上，以吸毒、嫖娼为由剥夺公民低保资格，不仅存在道德尴尬，也存在明显的法治悖论。既然具有吸毒、嫖娼这类违法行为的市民都不享受低保，那么，因抢劫强奸盗窃伤害而被判刑入狱的人出狱后是否有资格享受低保呢？从实践看，我们并没有剥夺这部分人的低保资格，显然是不公平的。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目前在低保制度方面具有最高法律地位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并没有把吸毒、嫖娼作为不享受低保的条件加以规定。严格地讲，各地政策的相关规定是违法的。

　　总之，我们要充分认识低保制度的本质特征，不宜为它附加过多的社会功能，更不能把它当作地方政府实现某些社会管理目标的工具。